天山腳下，南海之濱，紅軍隊伍的“舞蹈名星”，延安革命圣地的秧歌運動……到處都燃起新舞蹈藝術的火種。

    天山之花——康巴爾汗（女，1922——1994）號稱為“新疆第一舞人”。她出生于素有“歌舞海洋”之稱的新疆——喀什，這里流傳著“會說話就會唱歌，會走路就會跳舞”的民間諺語，在這樣的環境熏陶下，康巴爾汗從小就顯露出舞蹈才華。

    30年代末，她曾到莫斯科音樂舞蹈學院深造并有幸與烏蘭諾娃（G·ULANOVA）等舞蹈大師同臺演出。40年代初，回到祖國，運用學得的專業知識，率先將新疆地區，民間自然傳衍著的各民族的舞蹈，提高為精致的舞臺藝術，在邊疆和內地演出頗具影響。尤其是1947年隨“新疆青年舞團”赴南京、上海演出，引起轟動。康巴爾汗嫵媚中見凝重的舞風更使觀者為之傾倒，被譽為“新疆的梅蘭芳”。

    她不僅是表演藝術家、也是教育家。50年代初曾任西北藝術學院少數民族藝術系主任多年，系統地整理了維吾爾族等新疆各民族的舞蹈教材，言傳身教，培養出了幾代優秀的新疆舞蹈家。她創作并演出的代表性舞目有：《盤子舞》、《林帕黛特》、《烏夏克》……等，其中《盤子舞》被確認為“20世紀經典”。

    在南海之濱播布新舞蹈藝術火種的藝術家中，梁倫最具影響。他出生于1921年，曾就讀于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，在民族危機時刻奮起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。他以自己的藝術專長，先后在西南大后方——昆明，海外——香港、南洋，進行著開拓新舞蹈藝術的艱苦探索。

    1946年加盟于同年在香港組建的“中國歌舞劇藝社”，更煥發出旺盛的創作激情。他的主要作品如昆明時期的《蘆溝橋問答》、《饑餓的人民》和少數民族舞蹈《阿細跳月》、《撒尼鼓舞》以及《中國人民悲歡曲》、《生產三部曲》、《花轎臨門》……等，受到愛國僑胞的普遍歡迎。此外，還整理、編創、演出了緬甸、印尼等國的舞蹈并在海外普及舞蹈教育，在南洋享有很高的聲譽。

  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梁倫是華南舞蹈運動的帶頭人，在創作、教育、理論研究及群眾舞蹈……等領域里貢獻良多。

    在中國人民長期的、艱苦卓絕的革命歷程中，革命根據地的新舞蹈藝術火種也熊熊燃燒，蔓延……

    從本世紀30年代初，蘇區根據地和紅軍中就有了革命歌舞。這類歌舞有著鼓舞士氣，宣傳群眾的革命功利目的，形式生動活潑——為群眾所喜聞樂見。

    無論是戰斗間隙、過雪山、草地的長征路上及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殊死搏斗中，都活躍著“宣傳隊員”的身影。他（她）們既是戰士又是演員，著名美國作家斯諾(Adward Snow)，在他的《西行漫記》（即《紅星照耀著中國》）中這樣夸獎宣傳隊：“……她們喚醒了正在沉睡的農民意識，她們是真正有才華的……”。

    在眾多有才華的宣傳隊員中，李伯釗（1911——1985）、石聯星（1914——1984）等被譽為“赤色舞蹈名星”——創作、表演過了許多深受戰士和群眾喜愛的舞蹈。李伯釗后來成為著名的戲劇家，49年以后曾任中央戲劇學院的領導，發表過一些劇作；石聯星成為著名的電影演員。在她們生前，每當回憶起紅軍時代的舞蹈生涯——尤其是談起朱德總司令在長征途中表演藏族舞蹈《雅西雅舞》的生動情景時，總是興奮異常。

    綜觀歷代中國史書中有關舞蹈的記載多以太平盛世歌舞升平——宮庭樂舞為主，對于真正創造并擁有舞蹈文化的人民大眾，從未做出過科學評述。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的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第一次鄭重地提出了人民大眾在文藝發展史（包括舞蹈史）中的根基作用。科學地論證了“文野”、“粗細”、“普及與提高”之間的辯證關系。《講話》掀開了以“延安新秧歌運動”為標志的中國舞蹈藝術嶄新的一頁，影響波及大后方的進步歌舞。

    所謂“新秧歌”發源于植根于陜北的“踢場子秧歌”，它是民間自娛性的歌舞，為群眾所喜聞樂見。在《講話》精神的鼓舞下，專業文藝家掀起學習秧歌的熱潮，并對它進行加工——注入了時代精神。那強勁的節奏型，雄健豪邁的步伐，自由瀟灑的甩臂及昂首挺胸的舞姿……深受群眾的喜愛——稱之為“解放秧歌”，它又回到了群眾中——在延安地區廣為流傳，而且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前進的步伐，一直“扭”到上海，“扭”遍全中國。1949年，來自延安的藝術家表演的《秧歌腰鼓》在第2屆“世青節”引起轟動并獲金獎。延安新秧歌運動引發了中國舞蹈的真正勃興。